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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三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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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怎样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的法律制度  

2013-07-09 21:42:33|  分类: 闲言碎语(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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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质量法》)自1993年9月1日实施以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领域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的消费需求,产品的种类早已层出不穷,随之发生的产品责任事故也不少。有的还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怎样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产品责任事故的发生早已成为了政府和民众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思来想去,我觉得首先应该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下面,我就怎样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希望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首先,给“产品”一个更加科学的定义。现行《质量法》中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但是,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将产品投放市场并最终进入消费领域的方式并不限于销售,还有出租、投资、买一送一等方式。以“买一送一”为例:所“送“的产品虽然不是用于销售,但就是一种促销手段,不用说都知道销售者“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仅因其未“用于销售”就免除生产者和经营者本应承担的产品责任的话,对受害者来说明显有失公平。

建议:把产品的定义改为“一切进入流通领域而渗入了人为因素的物品”或者“以营利为目的而进入流通领域的动产和部分不动产。天然、野生物除外”。

其次,准确划分产品的范畴。现行《质量法》对产品的定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未明确指出哪些物品是产品,哪些不是产品。这种概括式的定义一方面不利于操作,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保护更广大的消费者。以2005年暑假期间本人与婆婆经历的蔬菜中毒事件为例:蔬菜本是每家每户的必须消费品,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关系也就更为密切。可我家购得的蔬菜就因为菜农喷洒了超高浓度的甲胺磷农药导致我和婆婆严重中毒。如果不是发现和抢救都很及时的话,那一碗普通不过的蔬菜就同时要了我们家2条人命(好在我家7口只有我和婆婆吃了那菜,否则的话,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由此可以看出:初级农产品也会给消费者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威胁到生命。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脑软件、设计方案等无形的智力产品也早已进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领域。而若这些产品本身带有缺陷,也会给用户或消费者造成不同程度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建议:把一切用于流通的动产和部分不动产都划入产品的范围。比如导线输送的电能、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药品原料、初级农产品(包括种子、蔬菜、粮食、家禽家畜、水产品等)、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商品房等都列入产品的范畴。

第三,确定一个界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唯一标准。《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第十三条又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未制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二十六条还规定: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我们从这些法律条款中不难看出,这些规定中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对缺陷产品的界定不清。在经过了三鹿奶粉事件以后,我曾多次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产品就一定能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吗?也就是说,强制性标准是国家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制定出来的。谁又能保证这些标准的制定不会滞后于社会发展和需要呢?那些“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就绝对没有“不合理的危险”吗?“强制性标准”是否应该优先于“不合理的危险”来适用呢?反过来讲,如果某个具有不合理危险的产品却又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其产品责任将怎么评判?如果因其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就可以不追究其导致的损害责任的话,这对受害者公平吗?第十三条所指的只是工业产品,那么,工业之外的产品会不会涉及安全问题呢?事实上,随着市场上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新产品(特别是那些高科技的新产品)投入流通之前,均制定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由此,就难免会有这样的情形:1、产品危险已然出现,但标准制定者尚未意识到或者认知上有滞后或错误;2、虽然意识到按原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有缺陷,但没有来得及出台新的国家或行业标准;3、企业利用其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左右标准的制定和修改。

建议:把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作为认定产品缺陷的唯一标准。对“不合理危险”的认定,应该采取“事实自证”,即如果产品造成他人损害,即推定该产品存在缺陷。但生产者能够证明其产品不存在“不合理危险”的除外。并明确规定:符合国家或行业强制标准的产品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生产者先行承担产品责任。生产者可保留向标准制定部门请求赔偿的权利。

第四,扩大产品责任主体范围。《质量法》中规定的责任主体是指生产者和销售者。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足之处。即承担产品责任的主体有疏漏。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此规定中忽视了还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产品出租、转让者。而社会上的产品出租和转让者并不少见。比如交通工具、生产、施工设备等等。

建议把以营利为目的生产者、销售者和出租、转让者同时列为承担产品责任的主体。

第五,制定严格的产品责任原则。《质量法》规定: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也就是说构成产品责任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产品具有缺陷,造成了受害人损害的事实,缺陷产品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认为,这在实际操作中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因为,与有一定实力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相比,受害者一般都处于弱势地位,要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举证很难。而销售者则完全可以把责任推给生产者。而且,有些受害人也并非是产品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他可以是买方的家属、亲友、客人甚至过路人。适用这种过错责任原则,生产者和销售者就会千方百计寻找各种无过错的理由或借口以达到免除责任的目的,对消费者有失公平。 

建议:1、借鉴他国的相关经验,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称严格责任原则)来平衡消费者的利益。即只要产品存在缺陷、对使用者或者消费者造成了人身或财产损失,该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更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行使请求权,对销售者也于情于理(如是生产者的责任,销售者在承担责任后可向生产者追偿),真正体现公平、合理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当然,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也应保证被告的产品责任抗辩权利,以减轻或免除被告的责任(其抗辩的情形应该是:(1)并非由生产者出于商业或经济目的而制造或流通的。(2)引起损害的缺陷在产品投入流通时并不存在的。(3)生产者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4)为使产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而导致产品存在缺陷的。(5)使用者或消费者对产品特殊敏感的。(6)受害者甘冒风险、误用、修改或更改产品性能等本身有过错的)。(6)明示为试验产品的。

2、对不能确定致害产品生产者的,应以市场占有的份额作为归责原则的补充,由生产者按市场占有的份额承担民事责任。但这种原则的适用必须是在难以确定被告的前提下。比如:损害是由于长期受缺陷产品的影响造成;交付产品时所存在的致人损害的属性在多年之后才显露出来,使消费者难以证明其损害与哪一制造商的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适用的责任主体也仅限于制造商。     

第六,设立惩罚性赔偿金。《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规定都是补偿性赔偿。加害人对受害人进行的补偿仅仅是为了使双方恢复到不法行为发生之前的状态,并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这对某些(财大气粗)负有产品责任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遏制作用不大。当生产某种缺陷产品所得的利润超过承担产品责任的赔偿金额时,或者说承担产品责任的成本低于产品利润时,难免会出现恶意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存在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建议:针对那些主观上无视消费者权益的恶性行为设定惩罚性赔偿条款,用以惩罚和威慑社会上不再出现类似的恶性行为,以达到惩罚和预防的社会效果。我敢肯定:设定这个“惩罚性赔偿条款”,一定能起到集补偿受害人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功能于一身的作用,对提高生产者和销售者社会责任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以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来看,这也将是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必然趋势。总之,与其让这些不法商家承担一般的赔偿责任而放纵它们危害人民和社会,不如对其适用严格的产品责任原则,哪怕使其倾家荡产!

第七,设立某些产品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新原料、新能源、新的产品配方、新的产品设计应有尽有。以药品和食品为例,一旦出现产品缺陷致害事件,往往伴有死亡率高、后遗症严重、受害群体广等特点。很多的受害者可能错过治疗机会而痛苦终生。那些获得经济赔偿的受害人也无法获得全面的赔偿。反过来讲,那些因产品责任事故失去市场竞争力,停产、破产,背负巨额债务和骂名的企业也从此销声匿迹。据不完全统计,三鹿奶粉事件已造成6000多名幼儿入院治疗,2人死亡。虽经各级部门的紧急救治,部分婴幼儿已基本治愈,事态得以控制,但这场突如其来的毒害事件,带给人们的不应该仅是对食品安全的恐惧,更多的应是对受害者如何救济和对中国食品、药品如何健康发展的思考。

建议:为完善产品责任赔偿机制,对新产品、药品、食品实行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以建立可靠的社会产品责任赔偿保障体系,在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将被保险人原本难以承担的赔偿数额分散于社会之中,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或经营风险。

第八、设定更为科学的产品责任请求权时效。可以说,现行《质量法》中规定的请求权时效是欠科学依据的。它忽略了那些在身体中逐渐蓄积而损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所致损害的情形,以及须经过一定的潜伏期后才出现危害症状的损害事实。

建议:增加以下内容:对于在身体中逐渐蓄积而损害健康的物质所致损害,或经过一定的潜伏期后才出现症状的损害,请求权应从其损害发生时算起。可以适当延长请求权的情形是:(1)销售者明示保证其产品能够安全使用十年以上的;(2)销售者故意虚假陈述关于产品的质量或以欺骗手段隐瞒了有关产品资料的,并且因此造成受害人损失的。(3)损害是由于长期的、连续的受缺陷产品的影响而造成的;4、产品在交付时即存在缺陷,十年内造成的损害十年后才显露出来的。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充分体现出了法律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

综上所述,建议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 同时,把生产者和销售者生产、经营产品的义务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内容分别纳入《合同法》和《标准化法》。这样,将使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更加科学、严谨,操作起来也更简单方便。对我们的质量强国战略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也更具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1、本文参考文献全部来源于互联网。记得的有《对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若干思考》(作者马思萍、朱浩清)和《外国产品责任法对我国的启示》(作者不详)以及《产品责任法律问题研究》(作者不详)。另有一篇因是随机而阅,难以找到原文,特向作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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